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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28 07:32:33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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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季莫 于 2009-12-2 18:45 编辑

1993年7月1日,先是首善之区的北京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了这部日后被视为里程碑式作品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但随后不久,北京市民却不得不舍近求远,调整电视天线改变接收制式,捕捉来自河北或其他地方的电视信号。


      再然后,这个终于没有被捂住的6口之家的故事,流窜于各地荧屏,收视率节节攀升,直到两年后120集全部播竣,又继续在重播中挺进,横扫全国各地方电视台,全线飘红,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里,创下了中国电视剧重播率与重播收视率的双纪录。


曾经一度有电视人声称,黄金时段应以《我爱我家》的播放为准,哪怕其时正值深夜,或已是清晨。但这是后话。


在卫星电视技术尚未全面普及的1993年,作为一线卫视的北京电视台,出于某种原因,决定中途掐掉部分观众过于放肆的笑声。很多人相信自己第一次看到该剧是在次年4月以后,并且信号来自“境外”,即现在的凤凰卫视——当时的香港卫视。


那个时候,香港卫视在全世界的覆盖率甚至远胜央视,在内地,也只需一些很低成本的技术手段,普通观众就可收看到来自九龙红磡那个花花世界的节目信号。1994年的夏天,很多内地人惊奇地发现,一部京腔京韵京片子的内地电视剧居然时空倒错般出现在香港卫视的黄金时段,并雄踞收视率之首!


在这之后,才有了那些尚不具备转播功能的地方台争先恐后转播《我爱我家》这一幕。


这奇特的“出口转内销”传播环节,也是这部情景喜剧创造的许多个“第一”的其中之一。


作为内地观众,我们大概始终难以真正理解港人对于这样一部充满内地人独有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情怀的情景喜剧,何以如此给脸和追捧,居然在我们的相关部门正为如何抵制多年来如火如荼的“港台流行文化”而绞尽脑汁之时,主动掏钱,来养活在内地引起相当数量人群头疼脑热的《我爱我家》,并在客观上催生了一个全新剧种,更帮助了未来中国情景喜剧的学科带头人——英达站稳脚跟。这是否不仅仅是97回归前,心怀忐忑的港人恶补内地文化的一个表征?个中缘由,或许可以作为港台和内地文化互动的案例供专家研究。


至于1994年的中国电视观众,看到《我爱我家》第14集《奖券的诱惑》中那个为“香港七日游”而激动得寝食难安上蹿下跳的和平——傅明的儿媳,贾志国的老婆,贾志新和贾小凡的嫂子,贾圆圆的妈,保姆张凤姑的女主人,难免会心一乐,为终于从电视里看到了和自己一样“不着调”的市井人生而开怀大笑。


和平那时的购物冲动,和所有一步跨入市场经济大潮并梦想一夜致富的中国妇女完全一致,是否需要购买某样商品不完全取决于其实用价值,而在于是否有一笔大奖在这后面等着,是否能以最低成本捞到最大的便宜。在新千年之后,国家将这种金圆梦收归国有、设立各类全民彩票之前,风起云涌的奖券绝对是难以拒绝的诱惑。而我们的女主人公和平,在几番失望之后,终于离梦想只有一步之遥:她到手的那张三等奖奖券向她郑重承诺了一次免费的“香港七日游”。


为这七日游,这一6口之家全都沉浸在无以名状的“幸福”中。小夫妻俩在努力学习广东话之余,还要接受身为一家之主的傅老进行的思想教育:“同志们……啊,你们这次出国,任务是很艰巨地,要把它当作我们家头等的大事来抓,你们看看是不是由我来亲自挂帅,成立一个什么班子来……”


而志国为了前往香港而开列的书单,则难免过分忠实地反映了当时内地一般民众心目中的香港形象,至少是那个年代录像厅中的香港文化。计有以下数种:《香港风情地》、《香港指南》、《香港经济》、《香港旅游》、《香港帮派内幕》、《香港小姐风采》、《香港黑社会》、《香港红灯区》。关于最后一种,志国解释说:“我怕到那儿以后上坏女人的当……”


直到“香港七日游”变成“终生免费使用金刚砂牌手纸”,就像现实生活中常常迎来的荒诞结局。考虑到不久前艾敬唱响的那句“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奖券的诱惑》中这个备显荒诞的故事,除了小老百姓的自我解嘲,聊备一乐外,不也可以正式归入那个令人百感交集的世纪末档案吗?


几年后,美国《时代》杂志给了这部情景喜剧一个这样的评价:“一反中国的传统,让人民公开表达他们的感情。”——大洋彼岸的人毕竟隔阂,他们怎么能够理解这出为人民准备的狂欢,不过是在回应数年前《编辑部的故事》里那个片尾曲的呼应,“投入地笑一次”,但并非“忘了自己”。确实,在此之前,中国人已经太长时间处于忘我的集体亢奋中。


侃大山精神


经过这十余年折腾,当年英达以及他那一小撮很有点哥们义气的朋友们:梁左、英壮、梁欢、王朔……早已风流云散,多少有点悲凉。而《我爱我家》作为第一部情景喜剧,居然在近二十年后还是一座压在同类影视题材上的大山,这简直是一种“耻辱”。


在我们的笑神经还不怎么需要“恶搞”来进行电击治疗之前,在王朔和英达们耀眼的青年时代,中国流行过一种不那么暴力的对话方式,即所谓“砍(侃)大山”。1992年1月4日的《北京青年报》曾有文这样描述:“二锅头助兴,流行乐煽情,于是开始侃工作侃文凭侃女人,侃吃侃喝侃钱侃物,牢骚话、‘牛皮话’无话不谈,无奇不有。”这在某个意义上,几乎是对《我爱我家》内容与形式的一种预告。


1990年的煽情大戏《渴望》一经播出,王朔把整个中国都弄到了嚎啕大哭。1991年,王朔又用其侃大山的首创之作《编辑部的故事》逗笑了同样这批国人。在他,这自然只是“打人一巴掌再给颗糖”的天才游戏,对观众而言,却是在笑声中化解所有拧巴往事。观众的嗷嗷待哺之状,已经不是把“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建立到街道所能收拾的了。“侃”风随之不胫而走,成了人民群众最喜闻乐见的逗乐消愁方式。上有所好,下必侃之,上面的文件和会议有多严肃正式,下边的大山就侃得有多不正经多不着边际。与十多年后的“恶搞”与权力话语那种以暴抑暴的对抗性对话不同,“侃”得不着调,求平安而已。消解、缓解,即足以替代反戈一击。


饱受欧风美雨的英达,正好此时归来。


他在美国攻读硕士学位时,已经看过为数众多的美国情景喜剧——或称肥皂剧,并深受启发,从而萌发了拍一部中国式情景喜剧的想法。而之前此类美剧《成长的烦恼》在内地的良好反应,以及具有情景喜剧基本雏形的《编辑部的故事》令人兴奋的影响,更增加了他的信心。


1992年初冬的一天,英达与正在因为《爱你没商量》的“惨败”(被多家电视台逐出黄金时段)而怒从心中起的王朔讨论《我爱我家》,俩人一拍即合,而后北上南下,四处寻找金主,招募同志。


与此后绝大多数情景喜剧遭遇的情况不同,抱着开天地野心和侃心大动的,不仅仅是这二位最初的设想者,此后逐步加入的所有主创人员,从决定了整个剧本色调的“文学师”梁左,细敲每一句台词务求完美的英壮,到最终以“傅明”一角进入影视人物殿堂的老爷子文兴宇,甚至从此开始演艺生涯的“圆圆”(关凌饰),该剧的所有主创,几乎都无一例外地知道,这一次,不仅仅是一趟“活”儿。


作为投资方的马景全,事后也认为自己与其说是为投资回报的信心所驱动,不如说是被一种全新的激情鬼使神差地拉进了这个梦幻组合。事实上,签约投资的时候,日后名声大噪的《我爱我家》,当时甚至连基本的剧本和剧组人员都尚无完全着落。


剧组开工时,惟一可以称之为遗憾的,也许是王朔因身陷从文艺界主流到不入流者对他无休止批判与围攻而宣布退出。回想起来,当时的文艺界那套板着面孔道貌岸然的思维定式,还要一直持续1994年,直到那年,他们尚且能炮制出一顶“年度最差电视剧”的纸帽子,以反制《我爱我家》在普通观众中引起的狂欢式共鸣。


十多年后,有网友开玩笑称,这些糊纸帽子者,比“傅明”更合适他的小女“贾小凡”这句冷热不均的嘲讽:“您从局里退下来又上中央去发挥余热?这我还头回听说。”


王朔退出了,但还有梁左。后来越拍越多且已经高度产业化却自感一蟹不如一蟹的英达,曾直言不讳地自剖心迹:“梁左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本子决定一切,我就是个技术工人,我没有退步。如果给一好本子,我还能出好片子。我倾向于技术上落实,艺术上的高度没我什么事儿。”如果疑心这只是自谦的话,他的兄长,曾与梁左共同操刀剧本创作的英壮,在梁左去世后,面对媒体《我爱我家》为何至今无法超越的提问,不是也有梁左不可再得之叹吗?


其实,“不可再得”的又何止梁左一人?文兴宇岂可再得?那包罗万象无奇不有的调侃精神岂可再得?上世纪90年代初那个尚未过分敏感的意识形态系统,那份马虎大意中的宽松,不也同样不可再得?


在促成《我爱我家》成功的诸条件中,制片人杜禹因为有感于三天两集的拍摄速度而产生的那个大胆的构想,也颇值得一提:电视剧可以把生活中刚刚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编进去,充分调动群众的参与意识,我中有戏,戏中有我,电视制作单位以最快的速度编播,达到电视剧栏目化,与生活同步。


然而,这样的尝试在拍摄过程中不得不浅尝辄止,而最终回归到比较不那么危险的伦理剧情。


《我爱我爱》式坏笑


站在2009年9月这一时间点上,《武林外传》已经热过,而其剩下的笑料已日显苍白,英达对《武林外传》下了这番断言:它从形式上就不是情景喜剧。而且,就算它是情景喜剧,其纵情恶搞的路线也只是一时之鲜,断无建立行业标准的可能。


《武林外史》有闹腾腾的故事,搞笑的包袱,华丽的桥段,丰富的器乐表演,五花八门的方言,精灵古怪的切口,上天入地的无厘头,五颜六色的男女关系。但是哪怕它的江湖再广阔三倍,也只有一句“我上面有人”可以算作辛辣的坏笑,而这样的坏笑,在120集的《我爱我家》中比比皆是。


与经常出现在情景喜剧中的那种所谓“罐装笑声”(导演在后期加入,而非拍摄现场观众笑声)相比,《我爱我家》在现场观众中激起的阵阵笑声是纯天然的,其制造笑声的手法要更加高明,不仅能让观众大笑不止,且有针砭时弊、洞察世态人心的深度。


《我爱我家》的胜出之道在于,在这个团结在以“傅明”同志为核心的小家庭周围,几乎很少有今天那种充斥于同类型喜剧中那种无的放矢、不痛不痒的笑声。作为那个年代的象征物,前老干部,如今打算“回家主持工作”的一家之长,以箭垛式的典型身份,接受了全剧相当数量的笑,承担了喜剧理论家伊夫·德拉奇先生所指定的那个角色:“为使某物显得滑稽,因果之间必须存在不和谐之物。”而与此同时,这个老爷子在《我爱我家》的重屏式喜剧画卷中,也会不时露出自己的坏笑。


比如在第57集《失落的记忆》中,当儿媳妇和平因为摔了一跤而患上“逆向性失忆”,从他们生活的90年代一下子回到还在“文革”年代的1974年,在一家人为了帮助和平恢复现实记忆而进行角色扮演,一步步从70年代往后回溯,重构和平所在的生活图景。这期间,我们就能不时从傅明脸上看到这6口之家人人皆有的那一脸坏笑,这是唯一一次,这个老干部克服了他身上那种可笑的“严肃”和“政治正确”,彻底感到自己生活在现实当中。


《我爱我家》之后的英达以及同行们,陷入的困境是多重的,尽管他们在当下努力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尝试,甚至在现实讽刺之路不通之后,转而更多地进入伦理细节当中,在《家有儿女》这样的温情路线中,借“童言无忌”使一把坏。可这坏,远远无力穿透现实。相反,那一条条必然环绕于孩童世界的成人定律,那种可以营造的美好气氛,终于使中国的情景喜剧世界,甚至退回了兴奋于《成长的烦恼》的那个空白年代。


也许单纯用“感动”“快乐”这样的国标好词,完全不足以说明我们在回味《我爱我家》这一往事时的复杂心情,甚至效果刚好相反。“感动”之于《我爱我家》,迹近糟践,类同贱卖。某种意义上,上世纪90年代的电视观众和创作了《我爱我家》的这一部分电视工作者,都远不如今日这般“温柔敦厚”。


看了好的喜剧,总是要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我爱我家》就有这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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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1 17:36:57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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