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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11 15:01:23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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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废都文化是陕西没落的根本原因》一文 的几点质疑 不久前《陕西论坛》,发表了楚汉先生的《废都文化是陕西没落的根本原因》(间称《废文》)。其文矛盾与谬误甚多,值此一驳。
需说明的是,为了减少篇幅、方便论述,本文对“废都”、“废都文化”两词姑且用之,不再深入探讨其科学性与准确性。

        质疑一:“发展落后”与“废都”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笔者认为“发展落后”与“废都”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为了系统论述这个问题,还得先对什么是“废都”;“废都”的成因;中国“废都”知多少?作以间略的阐释。
一、什么是“废都”?
顾名思义,“废都”是被皇帝或君王废弃不用的首都或都城。

二、“废都”的成因:
“废都”是社会发展进程中所特有的一种历史地理现象,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一位哲人曾经说过:在阶级社会中,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亡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归纳起来“废都”的成因,大致有以下六个方面:朝代之更迭,所伴国都之兴废;封建势力之割据,如楚汉相争,经项羽封王定都者有十八之众;封建的分封制度与世袭制度,所导致的国中有国;本朝代内国都之迁移,如两周、两汉、两宋;少数民族政权之建立,如在西汉西域曾有三十六国;农民起义所建之国都,如太平天国都天京。

三、中国“废都”知多少?
辽阔的版土、悠久的历史,加之上述原因,历史留下的“废都”不少。粗略统计,全国大约有二、三百个之多。如果对全国现在的历史文化名城细细追溯,不曾为“废都”者寥寥。

四、“发展落后”与“废都”两者之间,究竞存不存在关联 ?
一是、“发展落后”与“废都”是大相径庭的两个概念。“发展落后”是指地区间在主要经济指标上相互对比而产生的结果。而“废都”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一种特殊的历史地理现象。一个地区发展的快与慢,关键的因素在于该地区在资源、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力要素的配置上是不是达到了最佳状态。达到了最佳状态,发展就快就先进,反之发展就慢就落后。而不与是不是“废都”及历史长短有关。

二是、是我国二、三百个“废都”,支撑着国家经济的半壁江山。假如“废都”是造成经济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那么:我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崛起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又怎样能解释?

三是、除了六大古都以外,成都(蜀、后蜀)、长沙(长沙王)、广州(南越)、重庆(巴)、邯郸(赵)、安阳(殷)、拉萨(吐蕃)、台北(延庆王)这些“小废都”的发展并不落后。

四是、在六大古都中,北京,南京、洛阳、开封、杭州五座城市的发展也不落后。这里还是引用《废文》的原话,或许更具备说服力:“2007年被认为是陕西省19年来发展最好的一年,但西安在地级以上100城市排名(按人均GDP)中居96位”……“在“四大古都” 居然不如地级城市洛阳,更遑论说南京和北京了”。
综上所述:“发展落后”与“废都”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关联。
      
            质疑二:谁是“废都”的主人?

纵观我国众多之“废都”,其历史虽有长有短,但其主人却非一成不变。随着朝代的更迭,社会之变迁,在不同的时期,“废都”有着不同的主人。

那么,究竞谁是“废都”的主人呢?
不言而喻:在阶级社会里,“废都”的主人,自然是奴隶主、封建地主及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莫属。

那么,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废都”的主人又是何人?
毫无疑问,自然非劳苦大众莫属了。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共和国的成立,“废都”已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劳苦大众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今“废都”的主人。

请看,往昔那些在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统治下的“废都”,如今早已变成共和国一座座崭新的城市,成为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地级市、成为首都及省市县行政机构所在地。从而永远告别了“废都”屈辱的历史,再不会遭到主人的废弃。

         质疑三:谁是“废都”中的“没落贵族”?
              
“废都”的“没落贵族”自然是奴隶主、封建地主及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及其遗老遗少们,而非生活在“废都”里的劳苦大众。

物以类居,人以群分。虽然劳苦大众与奴隶主、封建地主及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及其遗老遗少,共同生活在“废都”中。但他们分属于两个对立的阶级,前者只是后者盘剥和奴役的对象而已。无论朝代之兴衰,都城之存亡,还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对劳苦大众说来,不过是又一次更换主人而已,既无什么可留恋,也无什么供企盼。

但这些变化,对奴隶主、地主等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就成了灭顶之灾。不但他们的首都或都城将成为“废都”,连他们也要从飞扬跋扈、骄奢淫逸的贵族转变为“没落贵族”。只有这些“没落贵族”,他们才会念念不忘失去的权力与地位;念念不忘逝去的峥嵘岁月和昔日的辉煌;念念不忘往日锦衣玉食、花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会撕心裂肺般地感到“落架凤凰不如鸡”之反差所带来之伤痛。是他们,也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喜好用‘先前阔’来自恋”,沉溺于“废都文化”中的!劳苦大众是不会有这样的心态的!
   
                质疑四:“没落贵族”今何在?

关于“废都文化”,《废文》给出的定义是:“一种‘以封建农耕文化为基调,以没落贵族心态为表象’的文化”。看来“没落贵族”是“废都文化”的重要构件之一了。为了弄清楚“废都文化”,首先需弄清楚“没落贵族”存在与否,才可谈及它是如何与封建农耕文化结合,生成“废都文化”的。
一、西安“没落贵族”今何在?
改朝换代是一场大范围你死我活的斗争。斗争的残酷性决定了前朝失势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等一些“没落贵族”的命运,他们往往不是被诛灭九族,就是被充军发配。即使献城投降者,也常常被“**”,改造为“乐不思蜀”的人物。侥幸逃脱,不食周粟,躲到首阳山中采薇的叔齐、伯夷,也是惶惶不可终日,最后还是落得个饿死的下场。
随着唐王朝的灰飞烟灭,西安在公元904年就失去了京都的地位,完全彻底地沦为“废都”,并永远定格在这个位置上。追踪历史,这还不是西安与“废都”的首次结缘,西安远在东周、东汉、东晋时期,也曾三度沦为“废都”。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在唐朝灭亡之后的一千一百多年间,西安地区曾遭受过多次战乱;经历了数次大批量的人口迁徙;加之羌回蒙满汉多民族长时间的交融;又经历了四、五十代人的繁衍;唐及唐以前之“没落贵族”已很难寻觅了。

二、宋元明清之“没落贵族”又何在?
宋元明清的“没落贵族”出现的时间虽晚一些,但他们的命运也没好到哪去。在这个历史时期中,有一个显箸的特点:政权的更迭与民族间的矛盾常常交织在一起,如宋—金、元—明、明—清。于是,在中华大地上,演绎出一幕幕可歌可泣可叹的抗金、抗辽、驱逐达虏、反清复明,拉锯式惨烈的斗争,失势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等“没落贵族”同无辜百姓及志士仁**,都遭受到血腥的**和**,甚至被屠城,玉石俱焚。只是到了清朝中期才好了一些。

这里不妨列出几位顶尖级的“没落贵族”,洞察一下他们的命运:
一是,后蜀国君孟昶携后妃花蕊降宋,孟昶被解汴梁仅七日而死。花蕊夫人才貌双全、擅诗词,却遭赵匡胤、赵光义兄第奸淫,后惨死于刀下。其亡国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遂成绝唱。

二是、南唐李后主治国无方,在词坛上却游刃有余,国破家亡而降宋。只因“小楼昨夜又春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两句怀旧词,被宋太宗认为其贼心不死,赐鸠而死。

三是、“燕山亭—北行见杏花”一词的作者宋钦宗和书画俱佳,并留下瘦金骨体的宋徽宗双双降金,被奚落,封予“昏德公”与“昏德候”之爵位,在上京会宁府坐井观天,落得个魂飘异乡的下场。

从以上史实可见,在改朝换代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统治者对“没落贵族”从肉体到精神都进行了摧残,很少宽容、赦宥和怜悯。

三、党和政府对“没落贵族”的改造是卓有成效的。
清代离我们不算遥远,那些七大王、八大王和诸多格格等“没落贵族”之孑遗,有的也随着共和国成立,自然而然地步入了新中国。自那时起,党和政府就十分重视对这些“没落贵族”的改造。如末代皇帝溥仪,1962年12月4日就被改造为共和国公民,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还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历时仅13年矣!其位置之高、罪恶之大,是其它“没落贵族”无法与之相比的!那么,其余之“没落贵族”的情况,还有必要一一述及吗?

大千世界、人海茫茫。经过以上论述,我以为“没落贵族”作为一个群体,今天,在全国范围已不复存在。
   
         质疑五:“封建农耕文化”为何独能在西安与“没落贵族心态”结合生成“废都文化”?
         
现在,我们再看看“废都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构件—“封建农耕文化”的分布情况吧。
笔者以为,“以封建农耕文化为基调”,此乃中国文化之普遍现象,绝非西安一地所独有。

众所周知:封建社会在我国的统治有三千年之久,直到1911年结束,至今还不逾百年。农业又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命脉,一家一户作坊式的小农经济,一直占据着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因此,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以封建农耕文化为基调”的文化,乃是中国文化之普遍现象,绝非西安一地所拥有。

经过“四”的论证,“没落贵族”作为一个群体,在全国范围已不复存在。又经过这段论证,确认“以封建农耕文化为基调”,为中国文化之普遍现象。那么“废都文化”的状况已尽在不言中了。

           质疑六:为何西安“废都文化”之深厚,胜过年青的“废都”?
                     
《废文》言:“个人坚定地认为西安深厚的‘废都文化’是导致陕西落后的根本原因”。此说,或许是基于作者自家之言—“西安无疑是‘古都之首’”所派生出的观点吧?对此,笔者也不予苟同。一是古都各有所长,不宜一概而论;二是关于评判“古都之首”之标准,目前尚无法可依。此处,不妨列出一些古都之长,供网友们参考。
一、七大古都各自之所长:
(一)、沦为“废都”的年代最早的—安阳。
众所周知:西安在公元904年随着唐王朝的消亡,才失去了作京都的地位,其成为古都、“废都”的时间,都远远晚于安阳。安阳从商王盘庚自奄迁都于殷(今安阳市区小屯村),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时,便成为殷商的国都。历8代12王。公元前11世纪,商纣王与周武王战于牧野,纣王兵败**,殷亡,安阳遂成“废都”。

(二),作为京城都城时间最长的“废都”—西安与北京大致相彷。
众所周知:西安作为古都,有历十三朝、十六朝等多种说法,其断断续续作为京城都城的时间约1100年之久。
北京在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首先由蓟国于此建立城市,后来蓟被燕国打败,改称燕京;安史之乱时,安禄山在此称帝,建国号为“大燕”;五代初期,军阀刘仁恭也在此建立过割据政权,自称燕王。后来,辽代在会同元年(公元938年)于北京建都,改称燕京。从此以后,金、元、明、清诸朝接连建都于斯,分别称之中都、元大都、京师、京师顺天府。仅从辽代开始计算,北京作为京都的时间连续长达1071年之久。

(三),作为京城都城的朝代最多的“废都”—西安。

(四),历史文化遗存最丰富、最“鲜活”的“废都”—北京。
众所周知:西安在公元904年便成为“废都”,而北京却在公元1911年方不成为京都的。北京晚于西安长达1007年之久。若将两者的“鲜活”程度相比,其差异之大,可想而知!
请看,北京有那么多宫殿庙宇;有东、西陵、十三陵那么多的陵园;有那么多尚可寻觅的王府;有那么多可上溯到格格一辈的后裔;有那么多古香古色名称的胡同;有那么多与帝王将相相关的传说。而西安除了陵园之外,其余则逊色了许多。

经过以上对比,称西安为“古都之首”,无疑是不太客观的。

二、古都中,哪里的“废都文化”最深厚?
《废文》言:“个人坚定地认为西安深厚的‘废都文化’是导致陕西落后的根本原因”。笔者以为,此说也是毫无根据的。假定此说成立,却又派生出“废都文化”在新“废都”中淡,在老“废都”浓,一个稀奇古怪的问题。

笔者以为,假如确有“废都文化”存在,那么,其深厚程度也应当按“废都”的“鲜活”程度,呈倒序排列。即后形成的“废都”“废都文化”“鲜活”、氛围浓,列前;先形成的“废都”“废都文化”不“鲜活”、氛围淡,居后。

《废文》不知凭什么说:“废都文化”在西安这座失去了京都地位达十一个世纪之久的老“废都”中深厚?反而在北京这座失去京都地位不足百年的年青的“废都”中不深厚?真乃咄咄怪事也!但愿它不会源出于对西安的偏见吧!

               质疑七:为何西安的“没落贵族” 对“废都文化”情有独钟?
                 
西安是一座历史文化厚重的城市,细数在这里建都的朝代,周秦汉唐皆为中国国力之鼎盛时期。在这一期间,不仅有张骞、班超凿空了西域,架起了沟通东西方的桥梁;还有冶铁术、造纸术、浑天仪、地动仪等多项发明问世,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提高;儒教、道教早已产生,佛教也传入了中国;还诞生了诗经、论语、楚辞、汉赋、史记、唐诗等多颗文化明珠,创造出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这在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不知《废文》所说的这帮“没落贵族”,他们在西安是吃饱了撑的,还是脑子进水。干吗子放着周文王之求贤若渴;秦始皇之雄才大略;汉武帝之开拓进取;唐太宗之从谏如流等治国安邦的良策不学,偏偏热衷于哀哀怨怨的“废都文化”。不知充斥着伤感、颓废、愤懑情调的“废都文化”,能当衣穿?还是能当饭吃?或是还可派上其它用场?总之《废文》把“没落贵族心态”,强加在西安民众和一些官员的头上,是不合适的。

          质疑八:“废都文化”是否是对当代陕西文化 的歪曲与否定?
                       
《废文》言,西安“在这上千年中形成的“废都文化”已根植于废都人的骨髓中,故应强势涤清”;“试想:一个以‘废都文化’为思想土壤的省份,和一个生活在“废都文化圈”中的高层,能不受这片土地及其文化的影响吗”?

笔者认为:此说,不单是夸大其词,无中生有,危言耸听,而且还是对当代陕西文化的歪曲和否定。“废都文化”从来不是陕西的主流文化,更不具备左右陕西发展之能量,也不可能是造成陕西没落的根本原因。

一、腐朽没落的“废都文化”很难被传承。
文化的传承过程,是一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扬弃过程。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它之所以被传承至今,并成为世界上少有的、从未间断过的光辉灿烂之文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它经历了无数次大浪淘沙般的洗礼;反复地被去之糟粕,留之精华;不断地得以补充和发扬光大的结果。纵观今日之中华文化和陕西文化,它既非昔日文化之翻版与复制,也非昔日文化之堆砌和集合,更非历朝历代文化之集大所成。它承载着中华文化和陕西文化最优秀、最强势、最健康的成分。如果忽视了文化传承过程中的扬弃,无异与否定了认识论的基本观点,那将是荒谬的。

二、在陕西“废都文化”从来没成其为主流文化。
陕西是一个科技大省、教育大省、文物大省。现拥有501家科研院所、49所大专院校、聚集了2500家科技型企业,成为欧亚**桥上最大的城市。它是永放光芒的延安精神的发源地,又是革命圣地的所在地,也是陕甘宁、鄂豫陕、川陕苏区的革命根据地,还是西安事变的策源地。是一个具有深厚革命历史光荣传统的省份。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西安在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文物、旅游事业等,各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充满着伤感、颓废、哀怨、愤懑之情的“没落贵族心态”之“废都文化”,是与全民奋发向上精神很不协调的。它既难为生计操劳黎民百姓所接受,也登不上文化之圣洁的大雅之堂。没有了市场,自然无法成为当代陕西之主流文化,岂能成为陕西没落的根本原因?

三、假定陕西真有“废都文化”,也不过沧海之一粟。
文化是一个相当大的概念。它包括科学、教育、艺术与文学等诸多方面。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假如确有那种怨妇般的“废都文化”,在文化浩瀚的海洋中,充其量不过是泛起的一抹浪渣而已,鼓捣不起什么大浪来。它与充满阳刚之气的陕北信天游、安塞腰鼓、关中秦腔、汉调桄桄相比,只能萎缩于阴冷潮湿的一隅,供极少数人空悲切罢了。

试想:解放六十年来,如果真让“废都文化”的糟粕横行于斯,并“根植于废都人的骨髓中”、民众与高层“受这片土地及其文化的影响”很大。那么,我们多年来所作的宣传、教育工作之成绩又该作怎样的解释呢?

             质疑九:文化是一切社会现象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文化不是人类先天固有的,在人类出现之前,原本就没有什么文化。文化是对历史的记述,传承和发展。它涵盖了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认识论告诉我们,文化来源于社会实践,产生于社会实践,并在社会实践中发展和提高。反过来又影响和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

《废文》曰,“文化是一切社会现象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说“文化是社会现象发展的原因”,部分是对的;说“文化是一切社会现象发展的根本原因”,已有些过头了;说“文化是一切社会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将社会现象产生的多种原因,一概归之于文化,则大错特错了。

试问:在洪荒时代,那时根本不存在什么文化,却不乏人类多种实践活动,怎么来解释这一现象呢?《废文》不仅把文化与社会现象两者间的因果关系,本末倒置了,还过份的夸大了文化对实践的反作用,这是不可采信的。

           质疑十:《废文》在批判“废都文化”的同时, 却又在竭力地宣扬“废都文化”
                  
在对待“废都文化”上,《废文》采取了大力批判和竭力宣扬截然相反的两重态度。请看以下三点。
一、振兴陕西,何须西安复名为“长安”?
一个城市的名称同人的名字一样,仅是一个符号而已。名字起的再好听、叫的再响亮,也只是命名者的一番希冀,产生不了多大的实质性作用。想加速一个城市的发展,闻达于世,关键还在于实干。

《废文》作者喜好在城市的名称上作文章,以前有《建议“西安”复名为“长安”》之帖子问世,如今又在《废文》中鼓动西安更名为长安。并且在“重振长安”一段慷慨陈言中道:“希望中的自信开放的‘长安’,它继承了汉唐精神但摒弃了废都文化”。

试问:西安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西周、西汉、西晋不是都比东周、东汉、东晋的国威强劲了许多吗?干吗非改为“长安”不可?无非是想在实干上省点力气,借助“长安”“周秦汉唐”之辉煌,提高认知度,哗众取宠而已。这岂不是作者崇尚“废都文化”,“依然生活在“周秦汉唐”的背影中”之写真吗?如果仅仅依靠动动城市名称,GDP指标就能上去,那么,中国的“命名公司”或许要遍及全球了。

二、振兴陕西,何需要“长安”“直接与罗马、雅典、开罗对等,以‘世界四大古都’之一进行宣传”?
《废文》中说:“在城市形象和旅游宣传中,再不要说什么古城或“中国N大古都”之一了,不要再与安阳、汴州这种小古都纠缠,直接与罗马、雅典、开罗对等,以‘世界四大古都’之一进行宣传,拔高到国内其它古都根本无法企及的高度”。

笔者以为: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改变陕西落后面貌,在国内,应当首先向经济快速发展的广州、深圳、上海、北京、香港、温州看齐;在国外,应当首先向经济超速发展的纽约、芝加哥、伯明翰、来比锡、神户、汉城看齐,提高自己的GDP总量和人均GDP指标才是。干吗子非要把自己大喊大叫的GDP指标抛在一旁,鼓吹“长安”要“直接与罗马、雅典、开罗对等,以‘世界四大古都’之一进行宣传”呢?难道不怕那里是“洋废都”?有“洋没落贵族”和“洋废都文化”?莫不是要让沉溺于“凤凰残梦不醒”的陕西,又来作洋凤凰的新梦吗?

三、“长安”的发展,何需谋求“四方来朝”、“老大快感”?
《废文》曰“西安作为副省级城市,和与关中并无关系的山西、河南和甘肃三省的边缘地区的地市级结成“大关中经济带”,颇有在一帮小兄弟城市中找一点‘四方来朝’的老大快感”。

笔者以为:地区间的合作,本该在坚持平等友好之前题下,互利互惠才是。任何一方都不能有“四方来朝”,谋求“老大快感”之想法。不能有“蜀山兀,阿房出”和“王朝地理思想”。你要当“老大”,你要别人“四方来朝”,搞封建社会“自我中心”那一套,地区间的合作能建立起来吗?

嗟夫,作者在对待“废都文化”上“灵活”之态度,鲜见也!

从以上十点不难看出:《废文》是一个地地道道伪命题。它的错误在于把陕西落后的根本原因,归咎于莫须有的“废都文化”;不适当的夸大了文化的作用;从而转移了公众的视线;忽悠了广大民众;干扰了加快陕西发展措施的正常思考;还有替左右陕西发展之官员开脱责任之嫌。这些对加快陕西的发展是无益的。

想当今之西安,乃人民之西安,何须以“废都”、“废都文化”自贬、自缚!
帖子标签: 根本, 陕西,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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