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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怀孕] 名人教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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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晓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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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12 12:31:59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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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教子写文章

       叶圣陶动身去桂林前,1942年4月19日下午二时,大儿媳夏满子生下一个男孩。至善回来报告,说媳妇虽是初产,尚不困难,叶圣陶“闻之大慰”,他早已给这个大孙子起好了名字:“三午”。来由是他自己生于甲午,叶至善生于戊午,而1942年正是壬午,两代父子相差各二十四岁;又按阳历,至善生于4月20日,而三午生于4月19日,生日仅差一天。婴儿出生后两天,叶圣陶驱车去保婴院探望,见“婴儿颇秀美,浓发盖顶,五官端正,小手伸动”,心中高兴极了。墨林则按当地风俗忙着买来鸡蛋,染成红色,分送邻居朋友。   
      这一年,叶家三个子女开始跟着父亲学写作了。   
      当时,叶圣陶正主编《国文杂志》月刊,这是个帮助中学生学习语文的刊物,需要登载一些中学生写的东西。叶圣陶当时已离开武汉大学,也不在中学教语文,中学生写的东西从哪里来呢?于是他就发动家中的三个孩子给《国文杂志》写文章。最初是女儿至美写了一篇,叶圣陶看了很高兴,认为就当时高中学生的程度来说,算得上是篇好作文,只要稍稍修改一下,登在《国文杂志》上一点也不坍台。于是,墨林就怂恿三官也写出一篇初中程度的好作文来。   对于写作,三官自小就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他还记得幼时看父亲写作时的情景:   “父亲坐在我那张大书桌前,手里握着一支大号派克自来水笔,橘红色的笔杆镶着乌黑一道边,看上去沉甸甸的。明亮的光线从窗口射进里屋,书桌上摊着带格子的稿纸……”我推门进去,只见父亲侧着头,眼睛正好对着我推开的那扇门……他准是看到我了,他会怎么样呢?我想。   
   “可是,过了好一会儿,他仍旧侧着头,眼睛望着我推开的那扇门,不说话,也不动,好像并没有看到我,更好像什么也没有看到。这是怎么回事?   “‘不要去,不要去,爹爹在写文章呢!’母亲着急地低声把我喊了中去,随手带上被我推开的那扇门。   
   “写文章!……   “写文章?……   “写文章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这样:有点神秘,有点神圣。”   
     这段话,生动地写出了作家的孩子所受到的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三官后来发现,父亲的小说里有许多就是写的自己、哥哥、姐姐、母亲,写的他们经历过的事情。在学校里他不怕作文,尤其不怕自由命题的作文,他学父亲写自己最熟悉的事,很少为找不到话说苦思冥想。这一次,姐姐获得的成功强烈地鼓动和引诱着他,他勇气百倍地开始写了。   
      三官最熟悉的事是集邮。从小学五年级起,到那时他已有四年的集邮史了,收集到的古今中外各种邮票已有一千几百张。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中学生来说,这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要经过多少钻头觅缝地寻找,费嘴劳神地索讨,掂斤播两地交换,这中间有欢乐也有苦恼,有梦想也有失望,既有丰富的知识,更有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就写了一篇《集邮》。叶圣陶很赞成三官自己选定的这个题目,他将小儿子的作文逐字逐句进行修改后,连同“叶至诚”的名字一起登上了《国文杂志》。看到自己写的东西居然上了杂志,给了至诚莫大的鼓舞,他感到自信,甚至有点骄傲。   
     弟弟妹妹的成功感染了至善,他也写了起来。从此这个一篇,那个一篇,三兄妹不断有文章交到父亲手里,由他选择和修改。这些文章绝大多数是散文,记叙的、抒情的、议论的、随笔、速写,各种体裁都有,全都是自由命题,从他们各自熟悉的生活里取材。至美和至诚多写抗战期间后方学校的生活,像至美的《我是女生》《课余散记》,至诚的《班图书馆》《宣传》;后来视野逐渐扩大,写的生活面也广了,至美写了《江大娘》《母与子》,至诚写了《成都农家的春天》《拉路车的》。至善毕竟年长些,那时已经走出学校,有了几年社会阅历,又有结婚生子的生活阅历,观察和思考都比弟妹来得细致、深入。除了写大自然和学校生活的《成都盆地的溪沟》《集体创作》等外,他还写了抗战期间后方的一些社会现象,如《司机们》《寄卖所》《雅安山水人物》等等。叶至诚后来回忆他们三兄妹这段跟父亲学写的经历时,由衷体会到,父亲正是引导他们走“由散文入手开始学写,从自己熟悉的生活里边取材”这样一条“顺其自然”的写作道路的。“后来在文风给搞得非常之坏,文章里塞满了套话、空话、假话的年代,我偶尔想起我们兄妹三个的起步来,暗自觉得走的倒是一条合乎规律的路”。   
      虽是“顺其自然”,但叶圣陶对三个子女的培养还是充满匠心的,这集中体现在他为子女改文章上。叶至善在三兄妹的合集《花萼》出版时的《自序》中,记叙了当时的情景:   
   “吃罢晚饭,碗筷收拾过了,植物油灯移到了桌子的中央。父亲戴起老花眼镜,坐下来改我们的文章。我们各据桌子的一边,眼睛盯住父亲手里的笔尖儿,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指摘,争辩。有时候,让父亲指出了可笑的谬误,我们就尽情地笑了起来。每改罢一段,父亲朗诵一遍,看语气是否顺适,我们就跟着他默诵。我们的原稿好像从乡间采回来的野花,蓬蓬松松的一大把,经过了父亲的选剔跟修剪,插在瓶子里才还像个样儿。”   
     叶至诚也描写了父子们一起改文章的情景:   
   “父亲先不说应该怎么改,让我们一起来说。你也想,我也想,父亲也想,一会儿提出了好几种不同的改法。经过掂量比较,选择最好的一种,然后修改定稿……除了文法不通、语气不顺和用字用词不恰当之外,有些空泛的议论和抽象的描写也常常给指出来要我们改。父亲不赞成在文章里多用‘喜悦’、‘愤怒’、 ‘悲哀’之类抽象的词儿,也不赞成堆砌许多比喻和抒情的词句。他喜爱白描的手法……每看到我们的文章里有传神的描写,他会满意地说,‘这里可以吃圈’。”   
      叶圣陶在1942年2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二官作短文,论文章之开端与结尾。今日余为之找例证,并附加说明。伏案竟日,仅成其半。” 1942年7月23日:“晨起改二官文一篇,三官文一篇,二官题曰《会考》,三官文题曰《乐山遇炸记》,皆预备入‘国志’《习作展览》者。”1942年9 月5日:“小墨与三官合作小说一篇,曰《头发的故事》,长至七八千言。灯下为之修润,至三分之一而止。”1943年4月12日:“午后,为二官改所作独幕剧《明儿吃喜酒》,此篇以女学生生活为题材,尚可。”1943年4月19日:“灯下与三官杂谈小说。”4月21日:“竟日改二官小说,至夜而毕,篇名《转变》。”这样的记载,在叶圣陶1942年到1945年的日记中比比皆是。由此可以看出,叶圣陶为扶持子女的写作,很是下了一番功夫。   
      三个孩子,至善比至美大四岁,至美又比至诚大四岁,三人一起跟着父亲学写作,仿佛在进行一场竞赛,每个人都暗自憋着劲要超过其他人,多吃父亲的红圈。他们的原稿写得很潦草,经父亲一改,圈掉的圈掉,添上的添上,连他们自己都不容易念下去了。父亲总是对孩子们说:“要想到别人。”交到印刷厂付排的稿子,要为排字工人着想,他自己的稿子,总是誊抄得一清二楚。这时候,母亲胡墨林就显出了特别的耐心,像收拾孩子们脱下的衣衫一样,自告奋勇为他们抄稿。她用毛笔正楷,将潦草的原稿一一誊清,字迹工工整整。誊抄好了,少数投到杂志社去,多数细心收藏起来。   一年下来,三兄妹写的稿子积成厚厚的一摞。有几位父亲的朋友从杂志上看到他们的文章,就怂恿说:“你们兄妹三个不妨合起来出一本集子。”三兄妹想,当初写这些文章,为的是练习,合将起来,岂不成了作文本?但又想,学校里同学之间不也喜欢传看作文本吗?或者有人想看看我们的。于是,就把存稿编排了一下,请父亲复看一遍,删去若干篇,编成了一本集子。叶圣陶替三兄妹的这第一本文集题了书名,叫做《花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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