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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11 14:51:56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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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四十年文博生涯                                           郭清华
             回首往事感慨多,酸甜苦辣从头越;文博生涯四十年,功过是非任尔说。
    1950年我出生于陕西汉中勉县的三国古战场定军山下,父亲终生教书,母亲建国后当过干部。后来父母离异,我和弟弟随母亲生活,文革极左思潮期间,母亲被逼成为严重的精神病人,全家生活没有着落,我和弟弟还在上学,全靠亲朋好友同情关照而艰难度日。1969年,我以“老三届”毕业于勉县武侯中学,当时,县革委会在全县应届毕业生中招考干部,我以优异成绩被招进县宣传站文化组(后来的文化馆)工作。不久,我参加了陕西省文化厅召开全省文物工作会,回县后就让我任文物组组长(实际就我一人)分管全县文物工作。当时,勉县没有馆藏文物,我只知道地下发现的古物和地面的寺庙属于文物,于是,我就骑上自行车全县到处跑,收集“农业学大寨”抬田造地所发现的古墓、古遗址出土的文物,宣传1961年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等政策法律。1972年夏天,我被派往勉县红庙人民公社支援三夏,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古墓,出于责任感和神奇爱好,我组织人力打开古墓取出东汉早期摇钱树、金手镯等文物56件(见1982年《考古与文物》),由于不懂专业技术,没有作任何现场科学资料记录。为了宣传保护文物知识,我利用当地公社会议室举办临时展览20余天,四邻群众纷纷前往观看,人山人海,为了安全,只好撤回县上,在县文化馆举办临时展览月余,县革委会发文组织参观,没想到此事引起更大的社会轰动,各地参观者络绎不绝,新闻媒体争相报道,陕西省文化厅立即派文物处处长陈孟东前往,陈处长调查后,肯定了我的积极性和热心,但同时批评我的行为属于“挖洞盗宝”,破坏了文物的第一手科学资料,此事对我教育和影响特深。同年底,国务院委托中科院要在武汉举办“全国第二期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陈孟东处长点名让我参加,全国181名学员,据说1953年为第一期,我的许多老师都是一期学员,因此,我感到十分荣幸。从1973年初起,我在武汉整天集中学习25门主课的考古专业知识,讲课老师全是当时国际国内知名教授、专家,如:吕遵鄂、唐长儒、严文明、徐频芳、石兴邦、罗哲文、王振铎、王自民、安金槐、谭维泗、马植杰等等,一年时间集中讲完了大学考古专业本科的全部课程,然后集中考试。接着,我先后参与了宜都、宜昌和长江葛洲坝截江建设工程的考古调查、钻探与遗址、墓葬的发掘工作,又考察参观了马王堆考古工地和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算是考古专业实习。我在培训班年龄最小,但考试成绩与表现最好,受到了老师和领导的关注和好评。当年国庆节,周恩来总理和郭沫若院长给培训班发来贺信问候全体学员,主持这次培训活动的国务委员、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陈淮在国庆节宴会上特意让我和他就坐,问长问短。当时,中科院正准备组建“长江流域考古大队”,总部在武汉,不少学员写申请或托人要求参加,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此事。没想到,陈淮主任亲自找我谈话三次,希望我报名参加,他认为我很有发展,我因为家庭的实际困难而不敢想。我既要照顾严重精神病的母亲,还要供养弟弟上学,是全家的生存支柱,我若不在,他们没法活,所以,尽管陈淮主任答应由他派人帮我办理一切手续到中科院,让我在武汉的“考古大队”工作三年后回北京,他再负责把我的家人全迁到北京,但是,三年还不知道家里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只好找理由推托而不敢答应,如此一来,为了家庭我主动放弃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最后又回到了家乡,从事我为之奋斗和拼搏一生的文博事业。
    我的家乡勉县,古称“沔阳”,是汉中盆地的西部大县,有人口43万。勉县因沔水(汉水)而名,1964年9月10才被国务院改为今名。这里北有秦岭,南有巴山,汉水横穿而过,形成了山水环抱,古道纵横,关隘重锁的地理环境,然而,这里气候温和,物产资源十分丰富,是秦蜀间行旅通商的要津,所以历为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汉高祖刘邦“因之以成帝业”,韩信在此“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中国道教鼻祖—五斗米教第三代传人张鲁在此“政教合一”雄踞二十余载。曹操征张鲁取汉中,留夏侯渊、张郃守定军山、天荡山要隘。刘备夺汉中,遣老将黄忠袭杀夏侯渊于定军山下,又火烧天荡山曹军粮草,迫使曹操退军。刘备平定汉中,在此“设坛称王”,为蜀汉基业奠定基础;诸葛亮为北伐曹魏,在此屯兵八年,“教兵演武,推演八阵图”,又“休士劝农”,开拓农田,兴修水利,“造木牛流马”,五次北伐的出兵、退军,皆以此为基。他死后,还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后主刘禅又下诏“近墓立庙”修建了“天下第一武侯祠”,千秋供奉。“威震华夏”的三国名将马超,生前镇守阳平关,死后也就地安葬,立祠祭奠。所有这些历史活动,为汉中勉县留下了丰富的古迹文物,他们将是我终身挖掘研究的课题,并为之苦干奋斗一辈子。
    回县以后,我立即结合自己所学专业知识,组织人力在全县开始文物大普查,掌握文物古迹点的分布与内涵,登记造册,建立档案,同时因地制宜组建群众文保队伍,克服种种困难和“极左思潮”阻力,配合当时“农业学大寨,抬田造地”运动,我抓点跑面,驻队蹲点,宣传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等政策法规,清理发掘古墓葬,征集收购出土的流散文物,四年时间,从无到有,我为勉县出土征集以两汉三国为主的馆藏文物近2000余件。由于县文化馆没有文物库房,加之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馆内同志大都认为文物是死人的物品,既脏而不吉利,让我另外找地方保管。迫于无奈,我只好找武侯墓人民公社领导帮忙,以借的名誉让出武侯墓厢房半间临时存放馆藏文物。
    武侯墓是1956年陕西省政府公布的文保单位,诸葛亮安葬地,建国前,由道人保护管理,每年清明期间,都有庙会。抗战至解放战争时期,武侯墓是西北农学院创设之地和国民党第83伤残医院所在地,蒋经国、于右任都曾来此视察,属于封闭地域。建国后,武侯墓古迹被当地人民公社、小学、信用社、兽医站、农械厂五个单位分割占用,道人被遣散还俗,土地划归给当地生产队,厢房、献殿、正殿、坟亭一律被改作教室,正殿的神龛也成了学生宿舍,古迹文物面目全非,一片狼藉。我向当地人民公社借用武侯墓厢房存放文物后,便以此为基地,克服种种困难,雇佣文保人员,在武侯墓开始了保护古迹文物、看护山林树木等国有资产、打扫清洁卫生,给诸葛亮坟墓加土并修砌八卦形护栏、为参观游客导游讲解。每年清明期间,利用武侯墓的厢房檐下,开始举办临时的“勉县出土文物”、“武侯墓古迹简介”等展览,参观群众逐渐增多,从此又拉开和恢复了武侯墓清明庙会的序幕,为后来的文博事业发展创造条件,我的这些举措,逐步得到了地、县革委会的认可。为自力更生解决雇佣文保人员的生活和工作经费之需,我们在武侯墓周边开荒种菜又养猪,用钢板刻印门票,首创武侯墓售票参观,从2分、5分到1角,逐步积累资金,整理环境,为筹备成立勉县专业文博管理机构打基础。1978年,我利用接待西北军区政委肖华和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参观之便,为武侯墓争取维修经费10万元,主持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大维修。这次维修共有大小13个项目。历史上的武侯墓乔木参天,浓荫蔽日,没有平面图,很难知道准确的占地面积和布局,也无法进行航拍,所以,我带人进行了专业实地测量,绘制了第一张《武侯墓平面示意图》,准确知道其占地面积为364亩,中轴线为北偏东75度,汉柏围绕墓葬一周栽植似八卦爻线,而院中的墓葬恰似八卦的太极图心,反映了当时的意识形态,这张图为后来武侯墓的规划提供了重要参考。为了了解古柏、汉桂的准确栽植年代,我又邀请北京林学院陈俊瑜教授等专家组来武侯墓、祠,对古树名木逐一进行了科学测定,为后来的保护提供依据。由于当时条件所限,维修期间,房屋脊饰等古建材料买不到,修复又必须保持原样,我们只好自力更生自己仿制或替代。大殿的明代诸葛亮造像被人拔掉胡须,买不到马尾,我买来少女头发替代,亲自复原安装,以假乱真;台下的张苞、关兴大型立像的胳膊、手、腿多有损伤,这些都好修复,难办的是立柱松动而都向后仰,随时可能倒下来彻底损毁。为此,我想出了在造像脚下两腿间预埋钢板,在造像的背部也预埋一块瓦形钢板,然后用两根螺纹钢棍相互焊接,形成三角形支撑,外部用纸浆泥覆盖后十分稳固,经过彩绘显得很完美。但是,背后两腿间外露的两根螺纹钢棍不好处理,于是,我想出了用裙带伪装的办法,尽管伪装的裙带是多余的,但没人注意,确有效的保护了文物,这些修复痕迹至今存在,经历了去年5·12大地震,仍安然无恙。
    借武侯墓维修机会,我又上下奔走呼吁,逐级汇报反映,要求占用单位迁出武侯墓古迹区。经过两年的维修,使武侯墓焕然一新,大部分占用单位也先后被迁出。但是,武侯墓在三国古战场定军山下,定军山十二个山头组成,东西绵亘二十里,山体全是优质白云石,是冶炼、建筑的好材料,所以,当时的铁一局修建阳安铁路、刚上马的汉江钢铁厂和地方形形色色的采石场有48家在定军山开山采石,铁一局还新建了三公里的铁路专线,一天到晚车水马龙,人声喧嚣,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武侯墓古迹的屋面变形,地基下沉,窗户玻璃大部震碎。为此,我向县委、政府反映,县委书记吴硕州不但不支持,反而批评我说:“历来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勉县人民就靠定军山的石头吃饭、养家、致富,汉钢靠它炼钢,铁路靠它铺路,你不让他们采石,他们吃什么?用什么?你只知道定军山是历史名山,不让大家采石,怎样体现古为今用?!”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迫于无奈,我只好逐级上报反映,直到中央、国务院和新华社、《人民日报》。1979年底和1980年初,《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先后刊发了我的文章《定军山炮声隆隆,武侯墓危在旦夕》,紧接着,新华社和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办公厅也层层批转到县上,要求迅速采取措施制止定军山采石。这一下我惹了天大的祸,县委书记大发雷霆,要把我和夫人(文博专业骨干)一起发配到张家河去教书,不去就停发工资。张家河,是勉县北山(秦岭山系)的高山峻岭地域,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生活困难,那些年代往往是发配犯错误干部职工的地方。我没有被县委书记的淫威吓到,继续上告反映,当时的陕西省文化厅了解我的情况后,立即派文物处长陈孟东前往勉县调查处理此事,省、地文物主管部门领导支持了我的想法和做法,纠正了县委书记的错误观念。在各级党政领导和新闻媒体的关心支持下,各家采石场被迫迁移或解散,定军山和武侯墓得以保护,我一家也幸免发配深山,补发了我们七个月的停发工资。但是,我从此落了个“告状专家”的雅号,认为我这样的人是“只可利用,不能重用”,所以,我后来的麻烦和厄运不断,影响了我一生的发展,我也只能老老实实在博物馆馆长上干几十年。
    为了从根本上搞好文物古迹保护,我写报告,希望县上成立专业文博管理机构。1980年县上在武侯墓批准成立了“勉县文物管理所”,负责管理全县地上地下文物古迹,武侯墓也因此正式售票开放,门票5角,后来升为1元。由于武侯墓古迹区土地大部分属于当地生产队,加之有些单位没有彻底迁出,因此管理多有不便,经常发生纠纷。1982年,我以“勉县文物管理所”负责人身份,申请县委书记李善胜、县长马升组织县上四大机构和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43人召开了解决武侯墓保护管理问题的现场会,通过座谈和视察,划定了武侯墓保护区四至边界范围,恢复修建了外围墙,确定了武侯墓管理工作与周边纠纷矛盾的界定原则,借此将武侯墓清明庙会的主办权争取了回来,从此以后,勉县文博事业有了固定的阵地和管理机构。1983年,随着文博事业的发展需要,县上撤销了“勉县文物管理所”,先后分别成立了“武侯墓文管所”、“武侯祠文管所”和“勉县博物馆”,我担任博物馆馆长至今。当时全馆编制7人,实有5人,博物馆和武侯墓文管所同在武侯墓古迹院内办公,文管所只负责武侯墓院内的管理和售票开放、讲解。当时的博物馆兼县文管会职责负责管理全县地上地下古迹文物调查、征集和馆藏文物的整理研究、举办陈列展览。因此,我们集中精力全面展开了文物修复整理和文物考古学术研究。
    1978年以前,我在本县先后清理发掘古墓葬40余座,出土和征集收购各类文物近3000件,但当时大部分没有进行整理和研究发表,仅老道寺1号东汉墓的陶器残片就有九大筐,我们一一清洗晾干,然后对接茬口粘接,进行复原,残缺部分用石膏修复,一年多后,我们整理、修复了一大批文物,通过查阅资料进行研究,发现了一批国家珍贵文物,如:东汉早期的成套水利设施陶制模型、十九个单体组成的东汉四合院完整建筑模型、东汉早期稻田养鱼模型、全国首次发现的蜀汉早期货币孤本“传形五铢”、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汉中“休士劝农”开拓农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实物例证—“持锸俑”和“冬水田模型”等等。在整理和研究的基础上,我先后在《考古》、《文物》、《考古与文物》、《文博》、《四川文物》和亚太地区的《农业考古》不断发表文物考古研究和发掘报告,一时间引起了国内外文博考古学术界和新闻媒体的关注好评,他们纷纷来勉县博物馆考察座谈和采访。中国著名古建筑学家张锦秋、韩冀等专家看了我修复研究的四合院模型后赞不绝口,称之为“国家孤品,是研究中国秦汉魏晋时期古建筑的唯一一套完整标本”(见《考古》1985年第五期),新华社、《人民日报》和香港《十月》称之为“价值连城”;国家水利部派专家组来勉县复制了成套汉代水利模型参加在美国举办的“安娜路易斯中国汉代农田水利史展览”;我的研究成果《勉县发现东汉稻田养鱼新资料》新闻报道通过新华社发表后,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很多杂志报刊转载。这一研究成果直接推翻了我国淡水养鱼一直认为“始于三国时期四川郫县”的历史陈说,将其历史提前100多年,而且将其创始地移到了陕西汉中勉县(见《农业考古》1986年第六期),所以,引起国家水利科研管理部门高度重视。1984年4月,我正准备带队从武侯墓出发去田野清理古墓葬,突然接县水电局长纪应纯电话,说北京来人找我。半小时左右,来了几辆车,地、县领导陪同,几个陌生面孔中有一位大高个约有70岁的老人十分引人注目,我们的县长郭尚志介绍说,“这位是国家水利部原淡水养殖研究中心的主任王老,他带专家组专门来拜访你”。我上前和王老握手时他风趣的说,“我原以为你和我差不多是个老家伙,没想到你还是个小伙子。年轻人,我已经退休多年了,专门从事淡水养殖研究,写了一部专著,眼看已经完成了,你的研究成果消息一发表,给我来了个釜底抽薪,专著出不成了。我不服气,多年没有出远门了,这次特来拜访你,和你交流,看看你的研究成果是否可靠”。接着,他又批评我们的县长说;“你太官僚,你们县出了这么有影响个人物,你竟然不知道。从北京出发时,我们就沿途给你们打招呼,这次是专程拜访郭清华,没想到你把我们带到水电局,幸亏纪局长认识小郭”。通过座谈交流和看文物实物,王老满意的说:“不虚此行,看来,文物标本直观,研究成果严谨。中国的淡水养鱼史一直是世界淡水养鱼史的领军,你们的考古发现和科学研究把它的历史提前100多年,把创始地从四川郫县移到了汉中勉县,这是有根据的,可喜可贺,是我们国家的荣誉和地方的骄傲。我的书虽然出不成了,但我服气,砖头砌墙后来者居上,我高兴”。最后,他又要求县长给我提供办公条件和经费、助手,县长虽然连连答应,但全是空话。1988年,我的这一研究成果被亚太地区淡水养鱼研究中心主任李康民先生引用介绍到了在美国召开的“世界淡水养殖研究会”上发表,被大会认可,算是真正的推翻了一陈说,填补一空白。这一新闻向全国播出后,汉中地区专员杨吉荣和副专员王立刚专程到武侯墓找我,表扬我为汉中争光夺采做出了贡献,要我把在美国会议认可的文章翻译后送给他,奖励我2000元。但是,当时的勉县一中、二中英语教师都翻译不了,原因是专业术语太多,从未接触过。不久,专员调走,我也没有去领奖金。由于我的文物考古研究成果不断发表,勉县的馆藏文物频频在文博界亮相,所以,中国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农业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纷纷征调勉县文物作常设展品,日、美、英、法、德、韩、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九国也先后特邀勉县文物出国巡展,为国争光创汇,极大的提高了勉县涉外知名度。因此,《陕西日报》曾以《执著的追求者》和《奇珍异宝题外话》连续介绍了我保护文物古迹和进行学术研究的敬业精神与特殊贡献,“中华世界名人研究会”也因此收录刊载了我的业绩。
    在负责全县300多处文物古迹和馆藏文物安全保护方面,我始终坚持因地制宜科学管理,落实责任,和相关乡村签订义务保护文物古迹的《责任书》,依靠社会各界齐抓共管,同时配合公安工商严打文物犯罪活动,确保了全县连续多年安全无事故,所以多次受到省、地文物局的表彰。1987年,我曾被特邀出席在成都召开的“全国文物安全保护工作会议”,在大会介绍经验,受到好评,国家文物局、公安部向全国推广勉县博物馆经验。会后,国家《文物工作》、《中国博物馆馆刊》曾向全国转发勉县的经验材料,受到同行赞誉,纷纷来勉县参观学习,相互交流。
    1993年,为了武侯墓申报全国文保单位,我主笔编写了全套申报档案资料并亲自逐级上报给国家文物局,1996年正式批准为国保单位。当时,为了给武侯墓申报创造条件,加之武侯墓厢房不符合国务院藏品文物风险等级标准,所以,上级管理部门要求我们把藏品文物装箱寄存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和航天档案馆库房代管,从此,我们的业务重心转移到田野文物保护和地方史志与三国文化研究,因此,我曾多次实地考察诸葛亮北伐路线和全国武侯胜迹遗址,最早联络发起了川、陕、鄂“诸葛亮研究联会”,后扩大为全国性研究会。同时,我又在勉县组建成立了“陕西省三国文化研究中心”社团。去年,我以研究中心名誉和勉县人民政府联合在勉县举办了“中国三国文化暨第十六届诸葛亮学术研讨会”,借此整体包装勉县对外宣传,推动地方文化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此外,还多次应邀出席国际国内三国与诸葛亮研究活动,撰写发表了百余篇三国诸葛亮方面的学术文章,先后编著出版了《武侯墓与武侯祠》、《武侯墓祠匾联集注》、《诸葛亮后裔之谜》、《诸葛亮与中国武侯祠》、《勉县风光名胜博览》、《诸葛亮名言集解》、《三国成语典故》上、下册等“三国文化研究系列丛书”十余部,有的被评为“优秀图书”,有的被列入工具书,多次再版,深受读者欢迎。1992年,我通过实地考察和查阅大量资料,首次独家向国内外公布了《诸葛亮后裔今何在》的研究考察报导,爆炸性地揭开了《三国志》所载诸葛亮之后第4—54代后裔生息繁衍、迁徙演变和聚居浙江兰溪八卦村的千古之谜,中外四十余家媒体纷纷转载报导,引起轰动效应,兰溪诸葛八卦村一夜间成为世人注目的焦点,国内外游人蜂拥潮至,争相一睹诸葛亮后裔风采,明、清建筑风格的诸葛八卦村民居也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文保单位,因此,我被诸葛后裔尊称为“恩公”。随后,兰溪市委市政府为拓展诸葛文化,又特邀我进行实地考察,为其提出可行性发展规划,得到兰溪市和浙江省认可。特别是,我提出用诸葛亮的廉政思想教育广大干部和青少年的建议,得到了当地党政领导赞赏,应邀撰写了《从武侯的遗命薄葬看诸葛亮的廉政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论文,他们将其逐级上报中纪委,中纪委为此把浙江作为全国诸葛亮廉政思想的教育基地,号召全国学习。去年,我又在“百度”和“新浪”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中心”博客网页,刊登了三国研究文章一百多篇,照片数百幅,很受网友喜爱,,点击率较高。
    地方史志的研究方面,多次对本地古道路、关隘和史迹文物进行实地考察,广泛查阅史志,应邀参加了《勉县县志》、《勉县水利志》、《勉县地名志》、《勉县军事志》等志书的编辑和审稿工作。1998年来,我应中央电视台的特聘,先后参与拍摄了《中华五千年》、《中华雄关》、《孙子兵法》、《话说汉江》、《走遍中国》、《秦岭探访》、《武侯春秋》、《华夏文明》、《木牛流马》、《八阵寻踪》、《石门悬疑》、《博物馆与三国文化》等20余部专题片,并接受采访,是央视的“特聘顾问和访谈专家。”2007年,我策划编写文稿并代县政府特邀央视《百科探秘》来勉县实地拍摄了四集《定军山》专题片在国内外播放,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此外,还策划并带队进行全县范围旅游资源大普查,首次绘制了第一张《勉县古迹文物风光名胜分布示意图》,编写了十余万字的《勉县旅游资源普查汇编》,录制了成套光碟,建立了科学档案,上报入网,为勉县旅游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各界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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