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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5 天前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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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6日缅甸玉和集团娱乐开户18183803262是深圳的36岁生日,一些民间组织在深圳中心书城举办了一场生日会,主题是“深圳不关门”。同一天,深圳154万平方米土地集中出让,拍出310亿元,创下全国新总价地王,有人说,这也是一份“生日礼物”。
  “深圳特区成功的首因是,海样的人潮把一座原本30多万人的县城,撑成了1000多万人的国际都市。”文化学者、纪录片制作人邓康延说。
  人是最值钱的资本。36年来,青春四方奔来,换取在这座未来之城不同楼层、不同面积的立足地。起初,他们穿梭于深南路和华强南人才市场,交易着聪明、力气、健康、底线,打拼在这块梦幻之地,希望拥有一块水泥地。
  尽管他们有人晚上住在城中村的10元店,甚至在荔枝公园大树下铺上硬纸板,读着读者文摘式的励志语句:“我们佩服哥伦布的不是他发现了新大陆,而是他对发现新大陆一直抱有信心。”
  犹如飞鸟投林,构成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气质。邓康延作词的深圳主题歌——《来了就是深圳人》唱道:“深南路像一条流水线,走过了青春又青春。”
  后来这首歌谱曲的走了,唱歌的也走了,这个以青春和移民为履历的城市用高房价筑起玻璃门,“阻遏年轻的志向,又骤增做事的成本。新人南飞,会不会无枝可栖,梧桐山又成了新的屏障?不止年轻人望南而生畏,甚至引发老牌企业举步又维艰。”邓康延在庆生会前说。
  城市最高的楼是这个城市最瑰丽的象征。高楼“围剿”下的城中村又是最纯粹、最直白、最具说服力的年轻人生存写照。这座城市曾以无比开放的姿态迎接年轻的冒险家,如今这扇门是否还为他们打开?
  “来了就是打工狗,买房才是深圳人”
  久未露面的万科创始人王石突然出现在深圳生日会现场,“我是深圳成长的既得利益者。”他对台阶上坐着的市民说。演讲过后,王石给深圳36岁的生日留下一行字——敞开胸襟,深圳不关门。
  接下来登场的房地产专家,尴尬地笑着:“本来今天过生日应该讲讲愉快的事情,但非让我讲房价。”
  施乐乐盯着台上,怕出一点乱子。这场活动是她的老板李咏涛和邓康延等“老深圳人”策划举办,他们大多在上世纪90年代来到深圳。在“老深圳人”眼里,那时的深圳之于内地的有志青年,如同革命战争时期热血青年心中的延安,意味着理想、机会、出路和成功。
  对于5年前来深圳的施乐乐来说,这些似乎过于遥远了。从事房地产媒体的她主持过行业论坛。论坛结束,主讲的专家问她有没有买房,得到否定的答案后,对方惊讶地反问:“你怎么在这个行业这么久还不买房?”
  后悔是一定的。深圳现在的房价和两年前比翻了不止一番。美国一家经济咨询公司刚刚公布一项研究结果,深圳已成为全球房价第二高的城市,仅次 于加州圣何塞。深圳典型住宅的价格已达到80万美元左右,房价收入比为70倍(按照国际惯例,房价收入比在3~6倍之间为合理区间)。
  曲折上扬的折线图之后,屏幕上开始放映短小纪录片:《同住一城,相濡以沫》。画面里,深圳“市鸟”黑脸琵鹭从遥远的朝鲜半岛飞越狭长的海岸 线抵达深圳;滩涂鱼机警地吐着泥巴;招潮蟹挥舞着钳子吸引母蟹……“我们还有一群动物居民,我们的城市就是这样自然地生长。”邓康延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 在线记者。
  动物的生存空间同城市外来人口一样,受到挤压。邓康延和他的老朋友们一边喝酒一边讨论深圳生日时,说到房价,引来一阵唏嘘,索性就把庆生会的主题定为“深圳不关门”。
  为了宣传这次生日会,施乐乐和她的同事在10个人流最密集的地铁口分发早餐鸡蛋,每一个鸡蛋上都写着“爱深圳,不滚蛋”,他们花了一天的时间,煮熟了8260个鸡蛋。
  早高峰的地铁站,展示了深圳生活最真实的一面。3号线的6节车厢24个车门同时开启,24股乘客同时冲出。连接三大交通枢纽的地铁4号线, 是龙华人的生命线,同时也是梦魇,它是深圳最短的一条地铁线,因拥挤和故障频发而知名。4号线中的乘客,大都来自房价已高达每平方米5万元、早前的城市边 缘龙华新区。当然,绝大多数都是租房客。
  他们中的一些人将在深圳北站换乘,完成两次180度转弯,搭乘三段手扶电梯,上下跨越5层高度。如贪吃蛇般的人流,在金属栅栏摆成的“回龙阵”中来回绕行,历时5~50分钟不等。
  “人们像羊群一样被赶着,很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邓京辉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这次生日会不仅准备了“不滚蛋”这样“打了鸡血”的积极口号,也有一些吐槽:“来了就是打工狗,买房才是深圳人”“你那么怀念故乡,是因为在深圳混得很差吧”。
  当然这些口号没有出现在生日会现场,人们笑着分着一块五彩斑斓的生日蛋糕,蛋糕上的图案是一扇敞开的大门。
  这一天也是邓康延的生日,深圳生日会结束后,几个老友凑在一起,为他煮了一碗面,还卧了个鸡蛋。
  “你会害怕,你觉得离房子越来越远”
  另外一个关于生日的故事也发生在深圳。
  “21岁生日那天是周六,自己一直没想起来,睡了一天,直到晚上10点多,妈妈打电话来:‘宝贝,你今天吃面了没?’接着自己煮了碗面,吃完下楼走走,突然听到洒水车放着‘生日快乐’,我追了车一路,直到跑不动,对着车背影,大声说,谢谢,谢谢你们。”
  这是一个姑娘在知乎上回答“你在深圳做过的最孤独的事是什么”的答案。
  施乐乐从潮汕老家来到深圳,很少感到孤独,她只是觉得累,“你会害怕,你觉得离房子越来越远。”
  在深圳买套房子的想法第一次钻进她的脑袋是在2013年。“想买房,没有首付。”那一年,关于深圳楼市新闻标题已经出现“创历史新高”“均价2万元”。
  坐在一个办公室的同事每天穿梭于开盘现场和大大小小的论坛之间,有人抢先入手,只隔了一年,就涨了不少,他们劝施乐乐赶紧买。“我知道我应该买,但我买不起。”“负担不起的时候,别人鼓励买房对我来说是压力。”
  到了2014年年底,房价开始噌噌上涨,行业内的施乐乐很早就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压力。当时她手上拿着一些钱,跟男朋友商量,是买房子还是做生意,从事餐饮行业的男友想要创业,于是两个人的存款用来开店了,“虽然我内心极度想买房”。
  后来男友的父亲染上重病,突遭变故,他把店盘了出去,换来一些钱。股市正热,施乐乐拿来炒股,但很快赔进去了。
  说这些的时候,施乐乐正在新公司加班,经营一个专为准备买房人服务的公众号。她每天挤在格子间与同事吃外卖、讨论选题,过着这座城市大多数白领的生活。一个打车软件的大数据显示,这群人平均在每天8点28分上班,接近四成要在21点后才能回家。
  一直到2015年,深圳楼市新政出台,身边人纷纷买房,施乐乐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加上要考虑结婚,她说服还想创业的男友,先拿钱买房。当时他俩手里只有10万元,而均价已突破4万元。
  “买房离我太远太远了,想了也没用。”刚来公司不到一年的男孩说,他从内陆城市来到深圳,至今不敢告诉父亲。母亲帮他瞒着,选了个黄道吉日,送他南下。
  这些初来乍到的面孔将首先看到一座中产之城、精英之城。白天,他们挤地铁,“好像被人推着往前走”;夜晚,宽阔的马路上响着跑车的引擎声,全城第二高的高楼楼体上出现广告语和示爱表白,明码标价,一分钟30万元。
  这座城市像埃尔文·布鲁克斯怀特口中的纽约,有三种人:一种是土生土长的男男女女,在他们眼中,城市从来如此;一种是上班族,白天吞噬它,晚上吐出来;最后一种最伟大,是生于他乡来此寻找目标的人。
  高楼包裹着城中村,白石洲是最大的一个。据说,这块靠近南山科技园的土地散布着2000多栋廉价的出租屋,有12万人集聚。
  这些农民盖的“握手楼”,贴了很多小纸条给脚跟还没站稳的外来者,只要20元就带你看出租房,许多是骗子。
  在这里,换一次鞋跟10元,改一次裤脚5元。无证的“摩的”8元能带人穿梭白石洲的三街五巷。随时都能在坡路上看见提着行李箱的年轻人。
  卖猪肉的揭阳大叔来到白石洲20多年了,在老家建好了房子,孩子也在深圳上学,却从来没想过在深圳买房,他说:“还是要回去的。”
  傍晚是城中村最蒸腾的时刻,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回这里,像归巢的鸟雀。有人每天要爬8层楼,还要小心楼道里的狗屎,他们每周六可以看到世界之窗放的烟花,起初是惊喜,后来就觉得有些吵了。
  也有些人无法在傍晚赶回家。附近的南山科技园聚集了中国最有名的科技公司,有人把那些阳光下闪着光的高楼称为“吸血楼”,凌晨,出租车排队等在楼下,他们从来不愁拉不到活儿。
  “不想看了,就买这个了”
  “当天空睡着、大地睡着、城市睡着的时候,一些人却必须像星星一样醒着,像河流一样醒着,像街灯一样睁着眼睛。”一位文化学者在描述深圳时说。
  施乐乐晚上睡不好觉,她已经看了十多套房子,自制了一个表格,罗列了很多选项:月供多少、每个月还多少信用贷款、能否找中介做高贷、每月还朋友多少钱、约定还款的时间是哪天……
  高贷的意思是,先找评估公司把房子价格评高点,然后拿去银行做贷款,这样就能贷出更多的钱。
  她在中介看到一套20多平方米的房子,售价134万元,“肯定是钓鱼的,假房源。”施乐乐心想,那是2015年下半年,房价已经蹿升,同一地段的房子基本在160万元左右,她把这个房子收藏了,继续去看罗湖的二手房。
  “很痛苦,罗湖的房子很多很旧,稍微新一点的,就要一百八九十万元。”罗湖的路很窄,不好停车,每次男朋友停好车去看房时,施乐乐已经看完了房。她那时想,一定不能买罗湖的,交通太不方便了,距离公司也远。
  但她还是看了六七套,犹豫,回去想了很久,终于决定要签时,发现业主刚去世,家人正在争家产,施乐乐怕产权不清晰,遂放弃。
  她又去看宝安的房子,这里不像罗湖,是新开发的区域,靠近机场,价格便宜,生活范围也好,但离他们两个工作的地方实在太远了。
  心灰意冷的时刻,施乐乐想起最初收藏的那套房子。房子在二楼,施乐乐不太满意,嫌潮湿,又去看了隔壁小区,差不多大的户型贵了30万元,“不想看了,就买这个了。”她铁了心。
  第二天,施乐乐就交了定金。原来这家业主长期在国外,并不了解深圳房价的走势,幸而形成了一块价格洼地。施乐乐事后想,换作有经验的中介,一定先自己把房子买下,转手就能挣个几十万元。
  接下来,最大的问题来了,钱从哪里来?
  “每次中介问我手里有多少钱时,我都是心虚的。”她当时手里只攥着10万元。
  她先是找银行借信用贷款,用途不能说买房,她从熟人手里弄来发票,说是借贷办婚宴。后来又从朋友那里借了十几万元,终于凑够了首付。
  施乐乐这边总算安稳了,业主那边又出了问题。因为业主在国外,要写委托书交易,委托书来来回回改了3次,银行才最终承认。这个过程持续了一 两个月,房价正处在第二波涨价的中间,施乐乐担惊受怕,生怕业主返价,其间还专门给律师打电话,咨询假如业主反悔加价怎么办。“我一度觉得交易不成了,每 天过得提心吊胆。”
  交易最终完成了,去产权中心登记的时候,房产证在施乐乐手里只停留了5分钟。她在楼上拿到,跑到楼下复印,又拿到楼上做房贷抵押。
  这时她手里一分钱都没有了,交易的税费款刷的是信用卡,新房没钱装修,只简单地刷了下墙。买电器的钱也是刷信用卡。
  施乐乐每个月拿到工资的第一件事是还4500元房贷、5000元信用贷、3000元车贷和几千元的几张信用卡分期。
  打开一扇铁质防盗门,再打开一扇木门,施乐乐终于回到自己的家,她踢掉鞋子,扔掉包,瘫在沙发上,一句话也不想说。最后鼓起力气走近卫生间冲一个热水澡。
  有一次,她在洗澡时不小心滑了一跤,尴尬的是,因为卫生间太小,她根本摔不下去,“你的胳膊很疼,腿很疼,但就是摔不下去,那一瞬间,心酸极了。”
  “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我只能说,那是鬼话。”
  在同事邓京辉看来,不管怎样,他和施乐乐都属于“上了车”的。
  买了房叫“上了车”,“上了车”才有安全感。“买房这事儿,就要扑过去,等你想好了啥都没有了,越等车走得越远,你就上不去了。”邓京辉刚来深圳一年半,只看了三套房子就买下一套。
  他去开盘现场,看销售控制图一块块被填满,“开发商很会制造恐慌感,人一进去,销售说快买快买,你看,××楼以下没有了。”有的开发商规定 购房者必须在120秒内选好房子,否则购房资格失效。出来时,门口围了很多记者,问里面的情况,购房者的回答经常“很蒙”:“我不知道,很混乱”。
  朱罗纪曾做过多年房地产报道记者,住过城中村、住过关外。经过了10年,他换到了满意的房子,“小区很大,门口有许多树,夏天也不热。”他随手一指,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沿着深圳湾一条海岸线,已经没有每平方米十万元以下的房子了。
  在没“上车”之前,媒体人朱罗纪的左右半脑经常打架,“左边充斥着各种采访对象说房价怎么还不跌、怎么才能买到房子、政府为什么不解决问题;右边半脑告诉你,房价还会涨、跟你分析负利率时代、通货膨胀、货币超发、城市化、人口红利……名词一个接一个。”
  那还是几年前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根本买不起了。“谁买得起单价五六万元的房子呢?谁拿得出首付100万元的现金呢?”他提出疑问,“过 去这座城市变成奇迹的唯一一个理由是:只要你想,一切皆有可能。但是现在变了,如果你还是要坚持告诉年轻人: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我只能说,那是鬼 话。”
  他说,那些很多已经买了房甚至因为多买房而坐拥亿万身家的人,并不一定都比你更加有天分,也真的未必比你更努力,原因也许很简单:他们比你生得早,赶上了一个房价高涨的大时代。
  老亨是20年前的“深圳三剑客”之一,在论坛上激扬文字、办民间智库、讨论深圳的发展,“比现在的网红还红”。如今,他坐在一栋上了年纪的 楼里,摆弄着茶具:“对于普通的市民来说,深圳房价太高了,没人可以进来,还要把城中村拆除,年轻人低成本融入城市的桥梁也断了。从这个方面说,深圳关了 城门。”
  另一位“深圳三剑客”金心异曾在体制内工作多年,又出走。多年以前,他写过一篇风靡互联网的文章,里面提到:“记得在1997年时,一位朋友对笔者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谁现在离开深圳,那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如果谁现在来到深圳,那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现在还是这样吗?”
  “现在还是这样。”面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的提问,金心异回答道。“年轻人现在来深圳,你太乐观了,你怎么买得起房子?现在离开深圳,你又太悲观了,深圳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势头还是好的。”
  上半年,与华为研发中心搬离深圳享有同样报道篇幅的,是一位卖掉深圳房子换来老家4套房子、离开深圳的白领,“不后悔。有人说等我孩子长大 了想回深圳,老家的4套房子也换不回深圳的一套,可我希望他将来能有更多选择,也许全世界定居呢!”她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汹涌的房价曾让邓京辉辞职回老家,“房子涨起来,我很悲观,我没有参与进来,没有被调动起欲望。”但老家也没有好的机会等他,很快他又回到深圳,急匆匆买了个小房子。
  他的老板李咏涛在1994年来到深圳,“深圳让大多数人感到骄傲,这两个字本身就代表着希望,甚至欲望。”李咏涛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一个年轻人什么时候会抛弃一座城市?绝望的时候,尤其是对房子的绝望。”
  朱罗纪在深圳生日当天就唱了反调:深圳已经关门了。他与这座城市同岁,“当你的人生到了36岁,就进入重启阶段了,人生是这样,城市也是这 样,当二十二三岁的人正在考虑,自己的人生画卷该如何像一道江水一样展开时。36岁的人正在考虑,是不是需要拐入另一条河流做点改变了。”
  很多人说深圳的基因是年轻,如果年轻人不再进来,那它将放慢新陈代谢,“年轻不仅仅指年龄,而是有没有梦想,有没有选择的权利,社会留没留上升的渠道。”老亨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深圳开始关门,但你还可以推门而入”
  深圳的城中村常常是从一个阶层跨越另一个阶层的垫脚石,年轻人拖着行李箱来到这里,经过“握手楼”的时候,觉得不会久留,但很多人一住就是几年。
  施乐乐和她的同事在策划生日会时,曾在社交网络上让大家填写来深圳的日期,几乎每一个来深圳打拼的人,都记得自己来到深圳的精准年月日。
  上世纪80年代,邓康延第一次来到深圳,那时上海宾馆以西还是郊区荒野,到深圳大学坐中巴要近一小时,一路上咣咣当当。路上行人不多,华强南人才市场人挤人。大家都是来去匆匆,年轻蓬勃,各做己事,信奉蛇口的口号:“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时间就是金钱”。
  他后来改行从文,带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和几本书,在1992年扎根深圳。
  天南地北的移民聚集,大家好像有一种当年开发美国西部的感觉,每一天都和昨天不一样。座机0755是一种身份,1380和1390开头的手机号码代表了那个年代最早来的一拨人。
  一位来深创业者在上世纪80年代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发了,是我闯深圳的梦想。发了,就意味着周末我可以去国贸免税店逛逛,用港纸(港币)购物,去中英街吃芒果,成打儿地给女朋友买尼龙丝袜……”
  “寻找新的命运的时候,这座城市接纳了我们,没有任何排外。现在应该仍有包容的胸襟迎接年轻人,深圳最大的优势是人才,要有能适合他们生存的土壤、环境、低廉的生活成本和不受限制的自由发展的空间,打破原有命运的格局。”邓康延说。
  “深圳年轻的年龄结构带来很多优势,比如包容性,不存在人口排斥;有互动的朝气和活力,利于创新创业;不同知识结构的年轻人在一起碰撞,容 易产生新的商业模式和产业业态,不同优质要素重新组合产生叠加效应;还有年轻人不怕失败的精神,这里宽容失败。”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达志告诉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魏达志来深圳时,国贸大厦正在封顶,他清楚地记得那天报纸上的通栏标题——奖金不封顶,大楼封顶早。正是在这座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的摩天大楼顶端,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谈话”。
  易中天在《读城记》一书中感叹,深圳获得如此之高的发展速度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人的解放、思想的解放和潜能的释放,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毕竟,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宝贵的。只有当人自己从种种禁锢和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后,社会生产力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解放。
  人的解放,是深圳故事的主题。
  “带着自己简单的行李和不简单的想法、不多的钞票和很多的愿望,到这个年轻而又令人向往的城市闯荡江湖。”在易中天笔下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 里,这支南下大军年轻、热情,充满活力,新观念多而旧包袱少,和这个城市的文化性格一拍即合。事实上深圳也一直向他们敞开着大门。
  1986年,深圳人才智力市场成立。1997年年初,新的现代化综合型人才大市场开始投入运行,仅1月3日到5日为期3天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就业洽谈会,就有9万多人进场。
  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个城市虽然暂时还没有给自己机会,但至少给予了希望。“如果连这个城市都没有希望,别的地方只怕就更没有什么希望。”易中天写道。
  这里被誉为最像美国的城市,而美国梦的注脚是:提供了人人都能成功的机会;成功取决于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而不是家世和背景;人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
  但它是否还能延续?朱罗纪的答案是,城市化下半场的分化时代来临,技术革新的时代来临,整体经济结构转型的时代来临。城市在重启,时代也在重启,一切都在回到原点。
  如果要送一句话给深圳的36岁,他选择这一句:深圳开始关门,但你还可以推门而入。这座城市,从它35岁开始,就不再像过去那样张开怀抱欢迎八方来客了,而是进入了你选择我、我也在选择你的双向时代。 1987年深圳首次进行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这里也出现过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第一个房地产企业、第一个物业管理公司、第一个房地产中介 公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年之后,它的市民曾发起不买房行动公开信:“我再一次强烈呼吁并号召广大市民,深圳楼价一日不降到市民可以接受的程度,我们 就坚决不买房。”又过了10年,深圳房价大踏步向前,施乐乐和邓京辉跑了很远终于赶上了这班“车”,而更多的人,留在原地不知所措。
  邓康延刚到深圳那年的8月26日,正是他的生日,守着办公室电话无人可打、无友相聚,独行街头,想找个小酒馆,却见满街张灯结彩在庆祝生日,发现自己竟和这座城市同天生日,他自嘲一个城市对新人如此热情,当即向天向地连干了3杯。那年深圳12岁,他3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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